学人观点丨黄源深教授:外国文学研究的一得之见

时间:2018-02-08 来源:思飞学术



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外教社组织策划了“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诚邀国内外语界知名专家学者,请他们梳理和精选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学术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和成果,结集出版,记录他们在各个外语学科领域或方面的所思、所学、所想和所为。

《黄源深学术研究文集》是“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中的一种。黄源深教授在本书的前言里提出了他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见解。我们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黄源深教授:外国文学研究的一得之见

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奉行什么原则,采用什么方法,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以下所记仅为一得之见

1

坚持批评的独立人格。我始终认为,搞学术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研究者都应有自己的个性,即不依附他人的独立性。只有批评者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批评才有生命力。否则,人云亦云,就是再广征博引,话说得再动听,也是苍白的,因为没有自己的东西。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之所以在我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就因为他没有步中国批评界的后尘,重复我们说过的话,却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垃圾说”和“不懂外文”说。

 

有人认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要出新很难,因为外国的研究者既无语言障碍,又比我们更熟悉自己的文学,如果研究某一题材有年,更是该说的都已被说尽,再要启口焉能不重复?我却认为,外国学者确有他们的长处,但我们自有我们的优势,只要不跪着去看别人,就不会觉得谁都要比自己高大。我们与外国学者的生存环境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个体的人生经历也不一样,因此批评的视角会有所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各异,观点也不尽相似,只要用心,又不为偏见所左右,我们总会有新的发现,把同一题材的研究推向前进,犹如一个旅行者,踏上异国的景点,常能发现当地人因为司空见惯、审美嗅觉麻木而迷失的东西,发掘出处于湮没之中的大自然之美。

 

要保持批评的独立人格,必须坚持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对前人的见解要考量,要衡测,要评估,判断其是否正确,而不能因为论家的声誉,或者其外国国籍,想当然地接受,更不能轻易地将其视为指导性理论,全盘用来解读具体作品。外语专业出身的学者,尤其要注意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奴性,纠正对外国评论家的观点“来者不拒”的态度,可惜这样的态度在当前外国文学评论界不属少数。

 

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我们不妨运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对待他人的观点。例如在众多评论说及作家作品的长处时,你不妨考虑一下有无短处可言,其短处何在?当论家对某一文学现象采取否定态度时,我们应当同时想到有否值得肯定的地方。当评论集中在作家的“男子汉”形象时,是否也可以挖掘一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此等等。这种辩证态度有助于全面看待作家作品,防止批评的片面性。

 

我在撰写《澳大利亚文学史》过程中,对保持批评的独立性深有体会。澳大利亚的殖民主义时期文学,因为诞生在建国之初,母国文学的烙印较深,不少作品的表现方式都是英国文学的移植和模仿,多位澳大利亚评论家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全然无用的”。而我却认为,早期文学既然存在过,而且由此衍生出后来的文学,必然有其价值。我在仔细研读了早期小说和诗歌以后,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并进一步发掘出早期文学的两大贡献:一是准确地反映了那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存在;二是艺术上为尔后的文学民族化做好了准备。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没有先前的文学“舶来品”的存在,不可能有后来真正的澳大利亚文学。

 

也许正是由于保持批评的独立性,这部《澳大利亚文学史》出版后获得了国内外同仁的好评。在国外,《澳大利亚书评杂志》称其为“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国内,根据《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一篇研究文章统计,2000—2004年的5年间,全国被引用的一共11282种外国文学图书中,《澳大利亚文学史》名列被引用最多的前30本书(包括马列、鲁迅论外国文学作品),列第19位。

2

文本研究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作家是凭作品说话的,他的意图、观点和用心,都融化在作品之中。而作品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存在,形象地展示出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我们研究一个作家时,了解社会背景和作家经历固然需要,但最要紧的是研究作品,也就是文本,文本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研究外国作家也一样,必须熟悉其作品,弄清楚故事结构、人物关系、表现技巧、语言风格、细节描写等,以及通过上述诸方面所透出的信息。对作品的理解力和感悟力,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需要博览群书,细心钻研,提高文学修养和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文本研究的功力,往往有助于保持批评的独立性,研究者不会无原则地认同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依恃的是文本,而文本比任何权威论点都要可靠。现如今,有些年轻学子对一部作品无法形成自己的看法,对别人发表的观点也难断是非,只好全盘照录。结果论文满纸引文,却很少有自己的见解。而面对一部评论资料不多,或者问世不久的新作,便几乎失语,这恐怕是文本阅读修养不够,缺乏自信之故。

 

我自己得益于细读文本的习惯,以及在澳大利亚进修文学时的磨练,对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体会颇深。记得1993年,澳大利亚作家Alex Miller请我去他家吃饭,此前他送我新作《祖先游戏》。为了吃饭时不乏谈资,也免得出现冷场,我事先把《祖先游戏》细读了一遍,并在几乎没有相关评论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宾主喝咖啡时,我细谈了对这部作品的理解,甚得主人的赞赏。数月后,Miller获得太平洋地区作家奖,作者在新加坡领奖时,一位读者问及作品的主题。MIller说: “请等一下,让我先谈谈一位中国学者的看法。”然后,他把我的解读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听众,末了加上一句“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此后,作者在多次讲座中都重复了上面的话。再后来,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论文,发表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杂志Meridian上。文中的一个重要论点,被澳大利亚Charles Sturt 大学用作《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期终考试的论述题。我由此体会到抓好作品研究基本功的重要性,想当初如果没有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面对缺乏评论的新作,岂不会束手无策?

3

谋求理论和文本的契合。外国文学研究需要抓两头,即既熟悉文本,又熟悉理论,两者缺一不可。只抓前者,批评很可能就事论事,缺乏理性的评判;只有后者,评论会陷于隔靴抓痒,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外国文学研究者应当重视文本研究和理论学习两方面的修养。理论还应当包括我国传统的文论。忘却我国几千年批评的文化传承,而“言必称希腊”,必然会失之于偏。批评要求得理论和文本的完美结合,切忌拿理论去套文本;也要防止削足适履,拿文本去硬凑理论。当然,在批评实践中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笔者本人也与此目标相距甚远,记述于此,谨和同道共勉。

4

文学评论文章要有文采。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都很重文采,无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是内容含蓄深邃,语言或瑰丽缤纷,或简约朴实,好读耐读,读后令人难忘的文论佳作。反观当前的外国文学批评文章,往往是长句子横陈,新名词堆砌,抽象理论泛滥,不但读来索然寡味,而且也不大好懂,因此其读者只限于少数搞外国文学的“小众”,有时连“小众”们也似堕入五里雾中,结果批评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值得我们注意。外国文学批评应该面向大众,至少是喜爱外国文学的大众,文章应当写得明白好懂,有味好读,这样,批评才更有生命力。“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古训应当牢记。